昆仑风的博客

向那里去？多少次

听到勾魂牵肠的调子

向那里去？多少回

唱着匪夷所思的句子

我长大在有教无类的纸上

血管里却总有马蹄在召唤

回来吧，祖先生活的土地

回来吧，闪烁辉煌的剑锋

回来吧，散发熏柏的毡房

有一个声音叨叨，这不是

四肢伸展的天空

有一群妇人琢磨，哪里有

万贯散尽的傻子

遥远大漠，驼铃叮当入耳

脚下水面，细雨死水微澜

向哪里去，我把这玄机

交予上帝

2008-9-14中秋前夜于杭州

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强的民族是个不懂理也不太讲理的民族。说这话也许您会跟我急，不过我劝您先摁住性子细听在下分解再说，否则不问青红皂白的责难只能徒增不快。

事情得从十五年前的一次旅行说起。那是从北京前往上海的特快列车软卧包间里的一次谈话，其实也就是旅途中无聊的扯闲片。按照我所在单位当时每月寄给我的那点可怜的所谓“带薪就读费”当时根本就买不起软卧，只是无奈年关将近、车票紧张而上海之行又不能临时取消，所以我的老师托了铁路上的一个熟人带我上车，原打算蒙混过关逃票坐一次白车，谁知道天津站上来查票的铁路稽查盯上了我，非要逼着补票。而此时的硬座车厢已经挤的连根针都插不下去而我还背着一把老师捎带的斯特拉底瓦利名琴。托斯特拉底瓦利的福我补到了列车上仅有的一张卧铺票，也是我平生的第一张软卧票。

软卧包厢里一对美籍华人夫妇与我同处一室，起初他们看我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样子尚有几分不安与戒备，在听到我和列车员说话的口音后却主动凑过来搭讪。这对夫妇出国前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后来由于懒于应付医院的帮派斗争而远走美国。男士是北京人，他夫人则是苏州人。他们此行便是前往女士的老家探望她的父母。

这一路我们从国内外的工作环境比较说到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由中国的政治架构说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后来话题到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时那位女士的一番话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她说美国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法律关系。按照他们的理解，夫妻双方由于需要得到SIX的享受和满足而做爱，做爱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性的享受，孩子是父母性爱的副产品。也就是男女双方是为了性的享受而做爱的，并不是像中国人说的一开始两个人发生性关系就是冲着养育后代这个目的来的。所以从这一点出发父母亲对于子女谈不到什么生育之恩，更没有日后决定他们命运与生活方式的权利。你所具有的除了严肃的责任就是漫长的义务。简而言之，作为父母你们得到了性愉悦就要为这美似神仙的享受埋单—养育并教育你们的子女成人。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不用担负责任的SIX。

再看看我们中国人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传统思想认为儿女的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对子女有着先天的养育之恩。养育之恩大于天，进而父母亲对子女就有了先天的权利。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宋明理学甚至认为由于父母先天赐予儿女生命的恩情所以他们也就具有了决定儿女生死的权利---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中国古代伦理体系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父母的指令----所谓无不是的父母，这就是“孝”。“孝”的表现是为“顺”，“顺民现象”当然是当权者最高兴看到的了。正像笔者以前说过的那样，这些理论的社会价值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的理论依据的。

尽管几千年来不断有人著书立说深入阐述这一理论体系并使其深入人心，但这一体系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仍然难以摆脱冷酷说教、泯灭人性的嫌疑。它把人这一重要因素严重矮化，儒家学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只讲“道”不讲“理”。尽管朱熹把自己的理论美其名曰为“理学”，但事实上他老人家可从来就不讲“理”。试问“存天理灭人欲”，天理为统治秩序，人欲为生存之本。假如为了所谓天理连别人的生存都不去管了那要这天理还有何用？事实上历代儒家就是替统治者设计制度、制定规矩的。他们感兴趣的是在以皇帝主子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内部，上下尊卑的规矩是否合乎“道义”即“道”，请注意这个词：“道”或者“道义”，它可自古就是黑社会这一严重背离理性与法治精神的地下组织所奉为圭臬的。

儒学堪为今天统治很多国人头脑的紧箍咒，不讲“理”只讲“道”更是我们时代的特色。小如家庭长辈，为了自己的利益逼迫小辈无条件服从拿“孝”说事，大到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头目乃至政府首长、执政党党魁，处于维护集团及个人利益的愿望制订“道规”挟持弱小。可以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区别于大集团的小集团、小帮派，有了小集团就有了老大和弟兄们。这些小集团经常是游离于“道”和“理”之间的势力，他们漠视大集团的规矩---法而肆意妄为。不信你可以去研究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扎堆的单位，莫不如此。这也是法治社会的最大忌讳，生活于欧美的华人之所以被所在国家的民众和政府视为异类，原因皆出于此。

诚如斯言，中国人从来就是这个不讲“理”只重“道”的“黑帮哲学” 的实践者和拥趸者，我们没有讲“理”的传统也懒得去纠缠“理”的枝节。君不见“道上的规矩”已经成为各种不同行业从业者的行事指南。唯一缺少的只有大家对于“理”――法制条款的尊重。

也罢，就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民主、法制人权背景下，在普世价值阳光照不到的阴沟里，按照我们“道上的规矩”与世界火拼吧。那样即使灵魂不能在烈火中永生也能离开这罪恶的驱壳升天。

                                          08.9.11夜于杭州

一直想对杨佳案发表点看法可又觉得他毕竟杀了人犯了法---尽管这法不那么光明正大、尽管这法一直有些下三路的嫌疑，可毕竟它是法---“恶”法也是法。因为我们这个以独裁专制为荣的国度太少有人尤其是那些高官显贵拿法律当回事，所以更显法律尊严的珍贵。

但现在我想无论怎样的理由也不能对拿法律当台面下操作潜规则借口这件事一言不发了。

首先，杨佳当初因为警察怀疑他偷窃自行车被拘押有没有法律手续？其次，拘押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出了警局就义无反顾的去实施杀人放火？

再次，杨佳案发生后互联网上各种说法频传，是何原因使得上海警方置民众的高度异议于不顾而三缄其口？

再再次，既然杨佳案是一起影响巨大的“恶性袭警案”，为什么上海司法机关却在偷偷摸摸的实施审理而不能向媒体公开。难道这中间还有所谓国家机密吗？此外司法单位要不要就一件全民关注的案件给民众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说法？

再再再次，前几天杨佳已经被宣判为死刑，而前往上海的杨母却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现在杨佳案上诉期将至，而他的数位亲人却不能正常地在上海露面。是什么势力阻挡了一位公民即使是死刑犯行使法律权利的行为？

在中国已经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多年后的今天，警局等司法单位依然被当权者视为暴力国家机器而肆意妄为。他们依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些许忌讳。奥运会期间北京街头的警察当着国际媒体的面对和平示威的异议人士实施暴力的一幕就是证明。

而他们的首脑却视而不见的在后来残奥安全动员会上告诫他的下属“不要授人以柄！”

听这口气――呜呼!中国还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法吗？！

下午课没上完，肚子里就饿的开始“翻箱倒柜”了。

这是多年前我的一位哥儿们的话。那年春天我们深入藏区西部巡回演出，大清早吃过早餐后，在团长的一再催促下我们的车逃也似的冲出了当时被称为“兵城”的格尔木，前往下一站――位于青、新交界的芒崖镇。今天去西部旅游的人可能都会感叹那里的地广人稀，可二十年前没有藏区旅游热、没有暴走一族、没有今天青藏铁路贯通后趋之若鹜的内地看客，当时的藏区仍有很多地区人迹罕至。“驼铃”大客车在戈壁滩上蠕动三、四个小时，除了不时低空盘旋的老鹰以外很难看到半个人影。坐在颠簸的车中，感觉像是身处封闭的铁盒子里有个巨人双手捧着它使劲的摇晃，平时不晕车的人都快要散了黄，那些有晕车习惯的，简直就是踩在阴阳两界的生死线上，肠子肚子仿佛都要倒出来了似的。

汽车在荒原上上跳下蹿的癫腾了十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此时车上下来的人成了一尊尊泥塑会动的雕像，当地负责接待的官员热心无比的招呼大家吃饭，而此时刚下车的人十有八九是没有胃口消受这小镇一年一次的盛宴的。由于人烟稀少加上交通不便，这里终年见不到生人。所谓的芒崖镇也就是一条仅有五十多米长的街道，镇党委、政府、工商所、派出所等机构就像一排安放不规则的骨牌一样兀立在街道的两旁。大家三三两两的急忙出入于镇招待所的公共厕所，喜欢干净的女孩子们已经排着队在招待所仅有的一个水龙头下洗漱，那阵势敢情不像是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而是刚刚起床的晨漱。此时我的那位吹小号的同事就会像以往到达某个目的地时一样大声地招呼着大家用餐。他当年的原话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每次都少不了本文开头的话：“把我饿的肚子里面翻箱倒柜的”。

二十年了，当年奔走于藏区各地演出的一幕幕往事在我的记忆里已经越来越远。很多当时同我一起窜帐篷的兄弟姐妹现在想起来也已经面容模糊，但小号说的这句话却深深地刻在了我记忆的骨子里。现在琢磨他说这句话时的情景，我估计“饿”是他生物钟当然的理性反应，而“肚子里面翻箱倒柜”确是实实实在在的切肤感受。只不过情急之下他把两种东西混同起来表述罢了。

如今在这酥软无比的江南，在这比任何地方都能切身感受到实用与世故的富庶之地，在杭州这个溽热而又焦躁的傍晚我想起了这句话、想起了那帮兄弟姐妹，想起了那片我挥霍了整个青春的高原与那高原上朴实善良的乡亲。

“今年”你们怎么过的？！

                                             2008.9.5夜与杭城

前面说过，经过四、五百年来西方诸多作曲大师的创作实践，小提琴文献浩如烟海。但这并不是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小提琴学习者就一定要把所有大师的小提琴作品都练习一遍。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况且那样做也是大可不必的。从一个练习者的角度来说，很多不同作曲家的不同作品在技术上可能存在着雷同的现象，我们只能选择那些在音乐和演奏技术上都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的代表性作品加以学习。

如：维瓦尔第的《四季》、巴赫的《a小调协奏曲》、《E大调协奏曲》以及《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及组曲》、亨德尔《六首奏鸣曲》、莫扎特六首协奏曲、贝多芬《D大调协奏曲》及《F大调（春天）奏鸣曲》、勃拉姆斯《D大调协奏曲》、门德尔松《e小调协奏曲》、西贝柳斯《d小调协奏曲》、拉罗《西班牙交响曲》、布鲁赫第一和第二协奏曲、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及二首协奏曲、柴可夫斯基《D大调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维俄当《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圣桑的《引子与回旋》、拉威尔的《茨冈狂想曲》、克来斯勒《卡门主题幻想曲》等等、、、、、、此外就是数不清的小品及音乐会独奏作品。鉴于篇幅有限并且枯燥的原因，这个冗长的目录就开到这里为止。但几年一次的两大国际小提琴比赛总能重新挖掘出以前不为业内熟知的作品。相对五十年前大家熟知的十大协奏曲，现在二十大恐怕都难以包含所有的重要作品了。

如果您耐心的看完以上列举的诸多曲目，也许你的脑子里突然会出现《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曲名。尽管所有国内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中国作品教学中都会加上这件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但我还是不打算把它列入具有代表性的小提琴作品之列。客观的说，它的传播还只在中国大陆以及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的范围内。正如那首钢琴协奏曲《黄河》，由于原创性不足以及写作技法的陈旧蹩脚，它们在国际相关专业的教学及演奏中本来就没什么地位那时公认的标准。

想想一九五0年代中国大陆一个练习过《马扎斯练习曲》的小提琴手就可以开个人独奏音乐会，你就明白当初中国的小提琴演奏教学是何等的不堪。要知道这个程度在今天只不过是一个预备考取业余小提琴演奏五级的普通学琴者都会具备的水平。

小提琴的中国风格作品创作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也像其他学科一样令人尴尬。从作曲的角度看，那三十年的大部分作品走的都是改编歌曲的路子，我倒不是说改编自歌曲就不会成为好的小提琴曲，上文所列的《卡门主题幻想曲》就是小提琴家克来斯勒根据歌剧《卡门》中卡门的那首著名的咏叹调主题与动机重新创作而成，这件作品把小提琴的歌唱性与眩技特点高度融合，堪称经典，至今都是小提琴作品的佼佼者。而四九年后中国的改编小提琴曲却是简单的歌曲旋律模唱加生硬的演奏技术装配。今天仍然流传于小提琴教学中的这些中国作品给演奏者最大的感受就是拗手且音准难以把握。

从音乐内涵及审美情趣来看，这个时代的创作被牢牢的打上了泛政治化的所谓思想性烙印。例如《金色的炉台》（《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洪湖赤卫队协奏曲》、《敢教日月换新天》、《撒丽哈见到毛主席》。这些今天看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曲名就是那三十年小提琴教学创作的现状。

身处今天中国小提琴教学演奏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时代，回想当年不准使用外国琴――此为“崇洋媚外”。被逼无奈之下，我用镊子夹着湿布小心翼翼地伸进F空浸湿琴标轻轻揭下藏起来的一幕，让人不仅感叹共产党的进步。而今他们除了时不时的雇用一些御用文人胡说八道以外，至少不再干逼着骡子生马这种荒唐事情了。

上面的话题触及到一个近几十年来逐渐走向灰色的概念“中国特色”。小提琴教学必须中国化有了以上明目乖张的曲子是为“中国特色”；足协引进国际足球俱乐部管理模式要尊重中国国情，于是有了打假球吹黑哨的“中国特色”；股市看板颜色国际惯例绿涨红跌，为了尊重中国国情改成红涨绿跌堪为“中国特色”；就连西方行之有效的两院代议制在中国也成了橡皮图章仍是“中国特色”！何时我们再也不用与国际大同拧着来呢？

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我并不反对小提琴教学、研究与创作的中国化，但必须在搞清楚这件乐器特点的前提下进行，就像二胡适合演奏中国民间小调一样小提琴更适合那种含而不露的表达。汪洋恣肆是中国画的风格，你非要把它用到油画上看起来就有些不伦不类、生搬硬套的嫌疑。

写了《夏日习琴心得（一）》很长时间却没有了下文，首要原因是每天上午2－3小时的基本功恢复练习与时断时续的学生汇课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其次――不好意思！这是我多年来的软肋：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持之以恒的耐力。对了，耐力与恒心的缺失是哥哥我最大的缺点！今天我就说说这个耐力与恒心的问题。

每天上午90分钟的空弦与音阶练习、30分钟的左手手指练习就是对于耐心与定力的最大考验。

我的做法是，这次恢复琴技中所有的音阶练习都要从最初专业教学要求做起，也就是每一条音阶都要从一弓一个音、慢速八拍开始练习。首先，每天上午练琴一开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慢速八拍空弦练习。在此练习中，要求琴弓运行平稳、匀速且最大可能的保证运弓过程中声音的力度均衡。如果您有过学习弦乐器的经历，你就会明白这样的练习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太极拳与书法中对于力度的控制和力量的拿捏，你必须调整呼吸使其与琴弓的运行方向及运行速度适配，下弓时“呼”上弓时“吸”。只有这样既符合人体生理特点又适合小提琴运弓规律的正确做法才能使空弦练习达到预期的效果。

小提琴运弓的力量来源讲究以右臂的根部（手臂与肩膀的接触部位）为动力源头，大臂带动小臂、小臂带动右手，通过肘、腕这两个点将右臂的自然重力传导到右手，最后通过右手运行琴弓。就具体操作的角度来讲，理论的表述显得太苍白与无力，这有些像北方话揶揄那些只会空说不会做事人时的话：只说不做――假把式！

接着是音阶练习，在从每弓一个音的六拍慢速运弓到每弓二个音、四个音、六个音、十二个音甚至是二十四个音的练习中，最难做也是最需要的就是前面说过的二个字――耐心――持之以恒的定力！还有就是长时间的专注，此过程中不能有丝毫杂念。否则音准、节奏、声音乃至左手手指的颗粒感都会大打折扣，从而使这一练习的目的向相反方向跑去。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哥哥我到了现在这把岁数才完全做到了老师当年对于空弦、音阶练习的要求。记得小时候练琴，每天早晨的空弦、音阶――例行基本功――都是学校老师检查琴房频率最高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我更愿意做的是用手里的乐器拉一些不着边际“淫曲俗调”，对于干瘪又枯燥的空弦、音阶，只要老师稍不留意我就会把它“忘记”到遥远的爪哇国里去。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谁都愿意轻松散漫、天马行空，可最后当你发现那种不受约束的随意原来是你人生高度大打折扣的元凶时，你就像是霜打过的茄子一样――蔫了！

这个夏天对我来说因了这把有缘的琴日子好过了许多，习琴之余也促使我重新审视人生。等女儿稍大一些我一定教给她：持之以恒的专注于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即使世间沧海桑田、时空错位都不为所动！当然这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捎带着能够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那就是再好也不过的了。

有关北京奥运会的访谈提纲(08.08.07)：

一、            早在2001年，当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的消息传来时，中国乃至全世界对中国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莫不深受鼓舞。大家期望北京奥运会能使中国这个一党独裁专制的国家改变以往独断专行、践踏人权准则的恶劣形象，况且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在申办奥运时中国也曾郑重承诺改善人权状况。但事实上七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严重恶化的趋势。我想这是与大家最初的良好愿望急速反向运行的；

二、            中国政府用于08年奥运会的直接投资达到2800亿人民币，这是奥运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相对于目前中国西部老少边穷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底层那些急待救助的贫穷地区和弱势群体来说，这么巨大的国家投入用于一届奥运会我不知道说它是举国力办奥运会还是举国力做政治秀更合适；此外，这2800亿元的直接投资如果是新发货币，那就意味着政府使用货币手段从民众口袋里抢钱，因为你不能说这2800亿没有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比起北京亚运会时政府要求全国民众捐款，这样的手段既隐蔽又不至于引起非议。

三、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宣称反对国际社会将北京奥运政治化，但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二年来中国政府把奥运和党化教育混同。利用奥运宣传强化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奥运党同罚异、打压不同政见者；利用奥运之名打压弱势族群的话语权与利益诉求；前不久中共西藏地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竟然在拉萨奥运火炬传递仪式上狂喊政治口号！天知道多少恶政与恶行假奥运之名而行？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才是使奥运会政治化的罪魁祸首与最大赢家。

四、            北京奥运会对北京市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最近流传的手机短信“受运”“避运”以及“恭外运”就是北京市民对于08奥运会对市民生活干扰最真实的感受；数千万盆鲜花被人工摆放在北京的主要干道上借以实现所谓“绿色奥运”的承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各国媒体进驻奥运新闻中心，那里的互联网却与全中国的网络一样无法打开官方认为敏感而需要屏蔽的海外网站，最后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出面协商了事。媒体戏称此为北京与国际媒体间的“奥运攻防战”。

五、            最近，在历来以西藏窗口与汉藏混居闻名的四川以及省会城市成都流传着一段调侃式的话“办个运动会劳民伤财像打战，还找不到对手！”我想能够听懂四川话的人就能真正体会到经历了5月地震灾害的四川人对于遍及全国的奥运宣传以及奥运政治动员的不堪与无奈。

六、            早在2008年初，就有媒体人士曾经对于北京奥运不无担心的说过：2008年对于中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体育或者是政治动员能力，那是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态度。我想说的是，对于因为北京奥运会而被置于国际社会舞台中心的共产党政府以及那些稀里糊涂的所谓爱国者来说，最大的不适应就是其实中国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原来共产党在国际上这么不受人待见！原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如此之差，最近的一项有关中国人国际形象的调查竟然有65%的欧美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这难道还不够发人深省吗？！。

七、            最后我想对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说几句话，尽管国际奥委会此前有过大批官员牵涉贪腐的不良记录，也有“过渡商业化的国际体育沙龙”的“美誉”。但我相信全世界都不希望看到顾拜旦创立的事业，因为你们基于阶段性共同利益的绥靖政策与麻木不仁使其名声扫地、不可救药。

八、            补充一句，昨天看到奥运鸟巢中方顾问、著名现代艺术家艾未未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在一个严重政治高压、人们没有些许自由表达见解的国度。那些所谓欢天喜地迎奥运的笑容（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晚会）显得太虚伪、太不真诚。一个背离自由精神的奥运会恐怕也是对真正奥运精神的最大嘲讽与亵渎。

                                       （2008.8.7为BBC采访所列的提纲）

今夏百无聊赖，燕子出资替我购得一把不算低档的小提琴，于是拣起已经生疏了十五年的琴艺。说十五年生疏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应该说自上世纪九零年代开始小提琴就离开了我的生活，后来虽然断断续续的也拉过一些时日，但始终没有当年读音乐学院附中时少年英气的状态。摸索着一首首陪伴自己长大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以及柴可夫斯基，想起我家自外公那里传下来的那把瓜奈利，小时候的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

虽然琴技丢的时间已近二十年之久，但亏了小时候那点童子功，我不慌不忙地从最基本的赫里美力音阶开始一步步地恢复。半月前初拿起琴时，燕子听着我那蹩脚的琴声自言想起当年那个把帕格尼尼《无穷动》奏的飞快并且声言要把自己的音乐带到全世界的踌躇少年时无限感慨。我不想说这是什么造化弄人，也许后来学作曲就是个大错特错的选择，虽然后来干了很多种莫名其妙的职业，但现在细想起来，引我走上歧途的还得从学作曲算起。

现在习琴没了小时候那种急于求成的功利思想，在跳出三界的状态下少了许多烦恼、多了几分感悟。早年老师讲解的习琴要领现在体悟起来反倒真切了许多：

“放松”：首先是精神放松，不能有思想负担。学习音乐是一种美好的身心体悟，只有真正从心里放下了世俗的诱惑和杂念才能把习琴当作稀松平常的事，当思想上把练琴当作与吃饭喝水一样稀松平常、必不可少时，你就不会焦虑、就不会急于求成；其次是肢体尤其是左右手臂放松，且忌紧张。关于这一点，我的老师有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当你低垂手臂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有气无力的人的时候，这就是最佳的习琴状态了。所谓“无为者无所不为” 也！

“想在前，做在后”：学习弦乐器与学习其他乐器最大的不同是弦乐的音准问题难于掌握，其次才是手指和弓法技巧问题。关于这一点，常规的要求是习琴者必须在拿起琴演奏之前脑子里要有基本的音准概念，具体的做法是训练习琴者在演奏一首陌生曲目之前首先视唱乐谱，只有先唱准音高了你才能够演奏的准。最后当你拿起琴开始试奏时就会遵循脑子里的音高概念去调整手指的摁弦动作。

此谓“做有准备的事比做无准备的事有把握”。

“戒急、戒躁、戒快”；现代小提琴艺术距今有四百年左右的历史。在这将近四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每位西方卓越有成的作曲大师都曾经为这件被称为“乐器之后”的弦乐器写过专门的独奏作品。可以说小提琴艺术经过西方音乐史四百年的不断丰富，经历了由早期维瓦尔第等人的作品奠基到巴赫、亨德尔等巴洛克大师的强力作品支持，以至现代作曲大师源源不断的写作实践使其文献不胜枚举、浩如烟海。尤其是后来意大利作曲家帕格尼尼的演奏和写作更将这一演奏艺术形式推上顶峰，至今无人超越。

正是由于小提琴艺术规范的系统化教学以及艰深的技术难度要求，使得习琴者在学习小提琴演奏时最忌讳的是“急、躁、快”。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无穷动》在开始阶段的练习要求严把速度管，尽量放慢速度练习，在慢速中解决音准、强弱与持之以恒的单一弓法可能导致的右臂紧张问题。随后成倍提高速度也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此为牢记“欲速则不达！”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燕子经常说我的话：你这个人脑子长得和常人不一样，总和时代唱反调。现在我想说和时代唱反调其实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我从小潜移默化的教育和今天诸事速成与快餐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我有什么办法呢？！